Title：玄之又玄：《道德经》读本.mobi

序

《道德经》是中国古代著名经典之一，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奠基之作，也为后来的道教奉为理论圭臬，迄今为止一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。

《道德经》原称《老子》，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“《老子邻氏经传》四篇，《老子傅氏经说》三十七篇，《老子徐氏经说》六篇”，始将《老子》与“经”连文；汉桓帝时的边韶《老子铭》云“见迫遗言，道德之经”，稍后的葛玄《老子序》云“作道、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”，已将“道德”二字与“经”联系起来；魏晋时期的皇甫谧《高士传·老子李耳》云“作《道德经》五千余言……以其年老，故号其书为《老子》”，同时代的王弼则径题所注《老子》为《老子道德经注》，自此以后《老子》也被称为《道德经》。

关于《道德经》一书的作者，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说：

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

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世莫知其所终。

以上司马迁介绍了老子三方面的情况，一是老子的籍贯、姓名、曾任官职；二是老子与孔子的交往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“孔子问礼于老子”；三是老子为尹喜写了一部书，这部书分为上、下两篇，论述的是道德方面的内容，书的字数是五千多字。至此，《道德经》一书的作者，似乎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：那个姓李名耳字聃、曾经做过“周守藏室之史”、孔子见过的老子写作了《道德经》这部书。

然而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问题和麻烦就来了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接下去说：

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

说着说着老子，怎么又扯上了老莱子、太史儋？原来，究竟谁是老子？老子生活在什么年代？是谁写作了《道德经》这部书？生活于西汉的司马迁也已经迷糊了，已经搞不太清楚了，所以他只得数说兼存，而把疑难留给了后人。

司马迁这一迷糊，不仅是谁写作了《道德经》成了问题，还引发了老子究竟是谁，是哪个老子写作了《道德经》，《道德经》究竟成书于什么年代等一系列相关问题。从宋代的叶适到清代的汪中，已经对老子的身份提出过种种质疑。近代以来，梁启超、冯友兰、钱穆、胡适等众多著名学者又开始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。这类争论的文章，多载于《古史辨》第四、六册，字数达五十余万。但最终的结果是：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谁也没有说服谁，谁也很难说服谁。不过，在这场旷日持久、相持不下的争论中，胡适先生曾说过一句颇为中肯的话，认定老子的年代要有确证，“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，我们只能延长侦察的时期，展缓判决的日子”。

幸运的是，考古果真发现了胡适先生所说的“证据”。1973年，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了《道德经》帛书两种，其一用篆书抄写，整理者命名为甲本；其一用隶书抄写，整理者命名为乙本。甲本中不避刘邦的“邦”字，表明其抄成时间当在刘邦称帝以前；乙本中不避“盈”字而避“邦”字，表明它抄成的时间在刘邦等皇帝之后、刘盈当皇帝之前。无独有偶，帛书《道德经》发现二十年后的1993年，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又出土了一批《道德经》竹简，其篇幅约等于帛书本和今本《道德经》的五分之二。根据竹简的长短不同，整理者把它分作甲、乙、丙三组。郭店楚墓的时代大致在战国中期偏晚，这表明至少在这之前已有若干《道德经》中的章节流传于世。

然而，帛书《道德经》、简本《道德经》的出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重新认识老子及《道德经》提供了新的“证据”，但这些“证据”只能帮助我们认识《道德经》成书的一个大略过程，认定《道德经》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中期，而依然无助于我们确认究竟谁是老子、老子生活在什么年代、是谁写作了《道德经》这些问题，又是幸运之中的遗憾。看来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，仍需继续“延长侦察的时期”。

现在学术界的研究倾向于将老子其人与《道德经》其书分开来看，一般认为老子其人的时代较早，约生活于春秋末年；而《道德经》的最终成书时间较晚，约在战国中期偏晚。

认为老子其人时代较早，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是主要证据。此事除上引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外，《礼记》《庄子》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都有记载，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大量反映。所以，孔子见过的那个老子应该是存在的，在时代上应该比孔子稍早一些。至于老莱子、太史儋与老子是什么关系，李零先生认为，孔子见过的那个老子与老莱子是一个人，而与太史儋无关（李零《人往低处走——〈老子〉天下第一》），这个观点应该比较接近事实。

认为《道德经》最终成书时代较晚，除了由竹简本到帛书本，《道德经》在字数上是不断增多的、章节次序排列上不同以外，其他证据如梁启超曾经质疑的“王侯”“王公”“万乘之君”“仁义”等字眼在竹简本中的确不见，而到了帛书本中才出现。所以，关于《道德经》一书的作者，目前我们还只能说，竹简本《道德经》的作者有可能是孔子见过的那个老子，而帛书《道德经》有可能并非成书于一人一时，而是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多次增写、改写而成，这些人中有可能包括太史儋以及其他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人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根据钱锺书先生《围城》拍摄的同名电视剧火爆一时。相传，曾有记者想就此采访钱锺书先生，但遭到拒绝。钱锺书先生的理由是：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，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？”既然究竟谁是老子、谁写了《道德经》这部书，一时探究不清，那我们也就讨论这么多了。我们只要知道，这是一位古代的智者或者几位智者的思想结晶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，也就足够了。

那么，这部书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呢？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，周王朝天灾人祸不断，开始趋向式微。公元前771年，周幽王被申侯率领的西部夷人、犬戎军队杀死于骊山，宣告了西周王朝灭亡。第二年，太子宜臼在晋、郑、卫、秦等诸侯的拥立下即位，并把京城迁到了洛邑，开始了东周时代。春秋时期，各个诸侯国虽然仍在表面上维持周天子“天下共主”的象征意义，但在实质上却是忙于争霸称雄，意欲取周人的天下而自代之。进入战国时期，这种局面愈演愈烈。一方面是周室腐败、诸侯争霸、战争连连、社会变乱、民不聊生，一方面是原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被打破、被抛弃，这种局面引发人们的怀疑和思考：是什么导致了社会的变乱？有没有一个人人都应遵守的统一法则？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？又如何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？……就是这样的思想变化背景下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、百家争鸣的高潮形成了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农家……纷纷开出了自己的救世之方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《道德经》认为，欲望过度、对名利的追逐是导致人们争斗、社会变乱、引发战争的根源，而知识以及与知识相伴而来的权谋、机巧则成了人们争名夺利、彼此争斗的帮凶，所以《道德经》提倡无知无欲、厌恶名利、反对战争，如第三章说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”；第十九章说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”；第三十一章说“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”。《道德经》以“自然”（本来的样子，也指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）的价值取向彰显人类不正常的思想行为，以“自然”作为人们匡正自己思想行为的效法对象，提倡“无为”而反对“有为”，提倡“无心”而反对“有心”，如第十七章说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：‘我自然’”；第二十五章说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；第六十四章说“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，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”；第四十九章说“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。由“自然”的价值观念出发，《道德经》进而探索宇宙万物发生的本源及发展的规律，它以“无”“有”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，赋予宇宙万物的本源“无”“有”以阴、柔、弱、虚、静等一系列平行对等的特性，宇宙的本源在化生万物的同时，又形成了“道”这个反复循环运行的总规律。遵循这个反复循环运行的规律，万物由无到有、由少到多、由弱到强，最终还要返回到由有到无、由多到少、由强到弱的状态，如第四十章说“反者道之动；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，第四十二章说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对于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运作，《道德经》更倾向和热衷于宇宙万物产生后向本源的回复，如第二十五章说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‘道’，强为之名曰‘大’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”，第十六章说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”，其实就是希望人们返朴归真，返回到阴、柔、弱、虚、静的状态，保持本来的样子，保持自己的本性。

就这样，《道德经》针对当时社会现状，站在自然的高度，追寻万物的起源，探索救世之策，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，形成了贯通自然、社会、人类的哲学体系，提出阴、柔、弱、虚、静的价值取向，视角独特、别树一帜，对后来的哲学、政治、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哲学方面，《道德经》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，奠定了道家学派自身的地位，影响了其后的庄子、列子、文子等道家人物及思想，战国中末期还与黄帝传说相结合形成了黄老学派，魏晋时期与《周易》《庄子》一起被称为“三玄”而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玄学，宋明时期的儒家也大量吸收道家思想的营养而形成了新儒家。在政治方面，汉朝、唐朝初年皆推行《道德经》清静无为的思想，抑情损欲、与民休息、宽刑简法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。在宗教方面，东汉末年道教建立之初，老子即被尊为教主，《道德经》也成为每个信徒必须诵读的圣书；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之初，也借《道德经》的概念、思想以传播自己的主张，扩大自己的影响；唐代皇帝与老子同姓，更是追封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”，规定王公大臣都要学习《道德经》，让其成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的上经；同时，这一时期道家与儒家、佛教也进一步融合，互为表里、相辅相成，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主干，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、性格、心理、行事方式等。可以说，只有了解了道家思想文化，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，也才能了解自身，提高个人修养。

《道德经》的版本，除了上述竹简本、帛书本之外，以往的传世版本主要有汉河上公《道德经章句》、严遵《道德真经指归》、张道陵《老子想尔注》、王弼《老子道德经注》、傅奕《道德经古本》，至于历代注疏解说《道德经》的著作，更是多达数百种，难以枚举。这些版本、注疏解说本中，竹简本内容不全，传世本和其他晚期的版本之间相互参校掺杂，往往以意去取，删改较多，犹如治丝，越改越乱，从总体情况来看，都不如帛书本，而帛书本中甲本又优于乙本，所以读《道德经》，还是选择帛书甲本最好。

虽然帛书本《道德经》最好，但长期以来，国人已经习惯了传世本，尤其是其中的王弼《老子道德经注》，多数研究者往往仍然强帛书本以就传世本，而独有高明先生《帛书老子校注》（中华书局1996年版）以帛书本《老子》为主研究传世本的变化，而不是用传世本与帛书本平行参校，但此书属研究性著作，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。因此此次《〈道德经〉读本》所用《道德经》版本，仍